今年,是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起步之年。回首70多年来新中国走过的艰难而又辉煌的伟大历程,我们今天的生活实属来之不易。在当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时刻,重新回首先辈们走过的光辉足迹,重新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创业岁月,学史明志,以史笃行,今天的我们也许会从中找到新的启迪。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40年,中国一直实行着计划经济,主要标志就是“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计划”的说法直到“十一五”才改为“规划”。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始于1953年,任务就是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从此,“156项”不但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也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腾飞铺就了跑道。本文就是对这段历史记忆的回顾。

“156项”和新中国“一五”计划

“156项”工程或者说新中国工业建设的萌芽,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著名党史学者、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局长陈夕在其主编的《奠基:苏联援华156项工程始末》一书中,对这段历史做了较为详尽的回顾。

1944年在延安,国家领导人在于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的多次交谈中,曾经就中美两国经济合作有过设想,即在外国资本帮助下实现工业化。二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相应形成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

1949年初在西柏坡,中共领导人与应邀来此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会谈中,讨论了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并具体谈到了苏联援助和援助的形式。同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在苏联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同苏共的会谈中,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援助条件,包括中国向苏联提供其所需要的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植物油等。7月30日双方签订了贷款协定,8月中旬220名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中苏两国专家开始共同研究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底1950年初,国家领导人同斯大林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国的贷款问题、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以及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会晤。1950年1月20日,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进行具体谈判。2月14日,中苏签订了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其用途主要是偿付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等,中国政府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十年付还贷款及利息。同年9月30日,两国互换协议批准书。当年苏联即开始用这笔贷款向中国提供了第一批50个大型工程项目,范围主要是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化工等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这50个项目就是“156项”工程的第一批。

1952年底,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新中国在经济上逐渐站稳了脚跟,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来,经受住了战争和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严峻考验,全国工农业生产总量超过了旧中国最好的历史水平,这为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阶段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有利条件。要动用全国的人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就必须要有正确的计划指导,才能避免有可能发生的盲目性。为此,自1951年春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简称中财委)着手编制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因为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按照中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一五”计划的编制着重以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并重为出发点来考察国家工业建设的投资、速度、重点、分布和比例。

1952年8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再次访问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一步商谈对我国经济建设予以援助的问题。斯大林表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和提供贷款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并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建设。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在《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的文章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回顾。

经过8个月的周密研究,中苏双方于1953年5月15日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和议定书(也称为“5·15协定”),苏联承诺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一大批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即在1953至1959年内,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其中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炼油厂、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和电站等。这是“156项”工程的第二批。

1954年,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苏联决定继续向中国提供贷款,并扩大前述两批项目的成套设备供应范围。同年10月,在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期间,中苏两国政府就旅顺口问题、中苏科学技术合作问题以及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企业等问题举行了会谈,并在10月12日达成的《对于1953年5月15日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议定书》的备忘录中又新增加了包括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等15个项目。这是“156项”工程的第三批。

三次协议的签订,苏联援助我国的工业建设项目总共达到162项。这些项目在运作实施中,先后经过合并、分离、停止、分期、取消等变动,实际上至1954年底,确定下来的项目为156项。

1955年7月,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在工业化建设方面,“一五”计划提出,要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随后,“一五”计划作为正式计划文件予以公布,“156项”成为“一五”计划的公开宣传重点。

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156项”在实践中经过反复论证、增减拆并,以及随着形势和认识的变化进行调整,“156项”最后施工的为150项,但“156项”的称呼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宣传标志不再改动。至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形成中国近代以来引进规模最大、效果最好、作用最大的工业化浪潮。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前进了一大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156项”和通用技术中技公司

“156项”工程建设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工业建设,是新中国“一五”计划确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的核心,在新中国的工业发展蓝图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知者甚众,但对负责“156项”工程的中技公司(注:原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简称,今通用技术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通用技术中技公司”)却少有人知。原国家海关总署副署长宿世芳曾以见历者身份撰文回顾了这段历史。新中国成立时,他曾担任中央贸易部国外贸易司司长林海云(后任外贸部副部长)的秘书,1952年秋调往苏联莫斯科担任了驻苏大使馆商务参赞处李强(当时主管从苏联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以及军事物资工作,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兼驻苏商务参赞)的秘书,1955年调回北京后曾在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工作,后也曾任驻苏联大使馆的外贸参赞。他在文中回顾说,“‘156项’全部是中技公司引进的。”

通用技术中技公司成立于1952年9月,成立时名为“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前身是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于1950年组建的直属机构——技术进口处,该部门专门负责从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少数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技术,包括“156项”工程。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撤消贸易部,分别成立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简称“外贸部”)。外贸部成立后,为了更好地执行“156项”工程引进工作,在原贸易部技术进口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继续独立承担“156项”工程的进口工作。

曹经纶也曾撰文回忆了这段历史。当时只有21岁的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技公司苏联科工作,对那段尘封的历史他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而他的很多回忆包括时代背景,今天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当时中央关于和“156”项相关的指示、信件、电报等文献资料,以及《中国经济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中国》等历史研究资料得到佐证。

说起中技公司成立时的名称,即“中国技术进口公司”,还有一段“取巧”的趣事。在曹经纶的回忆文章中对此曾有过描述。当时苏联政府负责向我国援建“156项”工程项目的具体执行部门是“全苏技术出口公司”,国内对口单位是中央贸易部技术进口处,贸易部撤消后,新成立的对口单位,在名称上自然也应该和苏联方面对应起来,所以“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应运而生。“全苏技术出口公司”的俄文简称是“ТЕХHОKCПОРТ”(“技术出口”之意),于是“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的俄文简称就是:“ТЕХHОИМПОРТ”(“技术进口”之意),这个俄文简称对外使用了多年。

和当时外贸部成立的其他外贸公司不同的是,其他公司均是“进出口”公司,中技公司却是“进口”公司。这其中固然有对应苏联方面“出口”的考虑,但主要是由于业务性质的特殊性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贸易高度集中,所以外贸经营权必须集中管理。1952年外贸部成立后,对下设的各外贸公司的分工和业务范围都有严格明确的规定,中技公司负责“156项”工程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引进工作,是当时全国从事此项业务的唯一对外窗口,所以被称为“进口公司”。

中技公司成立时职工不足30人,公司设在北京西四砖塔胡同内,由赵继昌主持工作(后调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副主任),此前他曾是原贸易部国外贸易司下设的中国进口公司副经理,负责我国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工作,该公司经理是张化东,原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后调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汪铭震任中技公司副经理,后来任经理。

公司成立之初,下设有苏联科、东欧科和工程科(主管军工项目)三个业务部门,到1953年又按专业分工重新设置科室,公司下设业务科室变为五个,后来又增设了六科,主管“156项”全部苏联来华专家和我国赴苏实习生工作。

“156项”工程的交付内容包括设计、设备、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和接受实习生等五个方面,以及处理与“156项”有关的合同、谈判、信件,还向莫斯科派驻了“技术进口组”,其工作之细致、庞杂,工作量之大,涵盖范围之广,涉及层面之多,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仅资料一项,“156项”工程每个项目都有全套的设计资料,包括计划任务书、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等。这些资料数量巨大,常以吨计量,有时是整个车皮的资料。中技公司制作了250个大帆布邮袋,上面印有“中技公司”和“用后退回”字样,以便于邮袋的反复周转使用。每个邮袋可装50-60公斤资料,每次使用邮袋均有铅封,火车托运均由外交信使押运,平均每周1-2次,中技公司为此设有专人乘卡车到火车站接回,整理、清点、统计后再分发给有关工业部门。当时中技公司的大部分工作需要使用俄语。曹经纶回忆,“刚进入公司的年轻人大多不会俄语,公司就聘请教员从每个字母教起,每天早上学一个小时。”通过这种方式,曹经纶坚持学了7年俄语,“只要学会俄文打字,就能处理日常简单文件”。

随着以“156项”为核心的“一五”计划的实施,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到1957年底,“156项”工程已开工的达135个,其中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的68个,到1962年“二五”计划完成时,除三门峡水利枢纽项目外,所有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我国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由此得以初步建立。在这一过程中,中技公司为新中国矗立崭新的工业体系、建立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基础做出了卓越功勋。

“156项”和中国工业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工业基础极端薄弱、工业建设经验近乎空白的条件下,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以“156项”工程项目为核心,开启了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历史征程。可以说,“156项”工程是新中国工业化迈出的第一步,坚实的第一步。

“156项”工程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实际实施的150个项目建成,前后历时19年,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当时的需要量,钢材的自给率已达86%,机械设备的自给率达60%以上,到1959年时,我国钢产量由世界第26位升至第7位,煤、油从第9位升至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升至第11位,我国的工程技术力量、工业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考量,如果没有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能源、交通等重工业的支撑,要想大力发展轻工业,要使工业给我们这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国以更大的支持,绝难办到。因此,当时国家将“一五”计划的发展重点放在重工业领域,是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英明决策。而“156项”工程引进的技术设备,也大多集中在矿山设备、冶金设备、高精度机床、发电设备等制造业和拖拉机、汽车、造船、飞机工业以及新兴的石油化工、电子工业等,目的在于逐步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基础。这是一个大战略。据1983年国家计委《“一五”156项建设情况》以及《1953-1957中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等文献资料,“156项”实际施工的150个工程项目中,预计总投资为202.2亿元,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44项军用项目为37.52亿元,106项民用项目为158.6亿元。在当时全国大多数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另外一点,就是用不到十年时间,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156项”工程的引进和实施还充分考虑到了当时中国的产业结构。“156项”工程实际实施的150个建设项目,分布在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医药、轻工、航空、电子、兵器、航天、船舶14个行业,这些行业有属于国民经济基础的能源原材料类,有代表当时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高科技产业,有加强国防实力的兵器行业,还有与人民生活联系密切的医药、轻工行业。通过“156项”工程的建设,形成了以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大型钢铁综合企业为核心的多项重要工程,如长春一汽、武汉重型机床、哈尔滨汽轮机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等大型工业企业及武汉长江大桥等重点交通工程,并且围绕这些重型企业兴建了一批配套工程,形成规模巨大的工业基地,如鞍山钢都、长春汽车城、沈阳飞机城等。这些项目的绝大部分是中国新兴工业企业,因此,“156项”工程的建设极大填补了中国工业的空白,我国过去没有的一些工业,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无线电等,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从而改变了我国工业残缺不全的状况,既增加了基础工业实力,也有力改善了工业部门结构和产业结构,提高了工业建设的自力更生能力,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骨架,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为了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并且考虑国防要求,“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放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地方,其中辽宁、陕西各24项,黑龙江22项,山西15项,吉林、河南各10项,甘肃8项,四川6项,河北、内蒙古自治区各5项,北京、云南、湖南、江西各4项,湖北3项,安徽、新疆各1项。通过“156项”工程的落地以及相关配套项目的建设,我国工业布局迅速展开,并进而带动地方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的全面发展,极大促进了地方城市建设和城镇人口就业,有力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另外“156项”工程的建设,还为我国的工程设计、技术研发培养了人才,为施工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据有关档案文献,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18000人,同时中国向苏联派遣公费留学生约为9300人,公派技术人员约8000人,通过科技合作系统,有1500名中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学者去苏联了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生产经验。

总之,关于“156项”的历史作用,许多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当然也不乏对“156项”工程建设的经验总结和教训吸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以“156项”为核心实施的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短时间里就进行了如此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建设、完成了以大工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根本性改组,这在中国大地上是史无前例的,是足以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

“156项”——这一中国工业化史上的浓墨重笔将为历史永远铭记。